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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2008 生死不离王平久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 想着生活继续 天空失去美丽，你却等待明天站起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 血脉能创造奇迹 你的呼喊就刻在我的血液里
生死不离，我数秒等你消息 相信生命不息 我看不到你，你却牵挂在我心里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 血脉能创造奇迹 搭起双手筑成你回家的路基
生死不离，全世界都被沉寂 痛苦也不哭泣 爱是你的传奇，彩虹在风雨后升起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 血脉能创造奇迹 你一丝希望是我全部的动力 3/30/2008 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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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道路”的内涵与实质
近些年，达赖集团在国际场合经常宣扬的“中间道路”主要内容是：在中国宪法的框架内，在西藏及其他藏区实行“高度自治、真正自治”。但只要稍加研究就可以发现，达赖集团宣称的“中间道路”，其内涵和实质与“西藏独立”主张是一回事，即都是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安才旦分析说，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达赖集团坚持“西藏在历史上和文化上都是一个独立国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坚持要将中国军队和军事设施从西藏撤走，西藏地位交由国际会议讨论，西藏成为“和平区”“缓冲国”；第三，坚持西藏可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保持外交关系；第四，坚持在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藏区在内的２４０多万平方公里的“大藏区”实行“真正自治”，也就是要推翻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事务全由十四世达赖喇嘛来管；第五，坚持要把非藏族群众从“大藏区”迁走。
就拿中央政府不能在西藏驻军，西藏可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保持外交关系来说。众所周知，如果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不能在其领土上驻军，允许其管辖下的一个地方政府与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保持外交关系，也就无主权可言。所以，达赖喇嘛主张的“真正自治”，实质上是要改变西藏属于中国的法律地位，否定中国政府对西藏拥有主权。
“真正自治”的真正目的
安才旦说，“真正自治”是达赖集团西藏独立“三部曲”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即第一步通过谈判先回到境内来，因为达赖集团在国外搞了几十年的独立活动未能取得任何成果，所以要回到西藏使指挥独立活动变得更直接、更易“见成效”；第二步是通过“真正自治”取得政权；第三步是通过“全民公决”最终实现“西藏独立”。
其实，达赖集团提出的西藏“和平五点计划”和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的欺骗性，是连达赖身边人及其支持者都承认了的。比如，达赖的弟弟丹增曲杰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曾一语道破：“我们先求自治，然后把中国人赶走。”再如，达赖集团《西藏杂志》编辑顿珠次仁在２００４年撰写的《越过希望与想像解决西藏问题》一文中承认：“达赖喇嘛西藏和平五点计划和斯特拉斯堡建议的要求，无异于西藏独立。”
９８岁的阿沛·阿旺晋美是当代西藏历史的见证人。他对达赖集团的“西藏独立”幻想评介说：“２０世纪西藏发生的事我经历了不少。所谓‘西藏独立’，在２０世纪以前是没有的，那时藏语中没有‘西藏独立’这个词。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地方政府归属中央政府统辖，是公认的事实。所谓‘西藏独立’，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造出来的。”
达赖集团分裂活动日益加剧
从达赖集团近十多年来的言行看，所谓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西藏“真正自治”的说辞，只不过是动员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争取西藏和其他藏区民心的口号而已。实际上，达赖集团在呼喊“高度自治”和“真正自治”口号的同时，仍然在国外继续从事着分裂活动：
－－继续施行《流亡藏人宪法》。１９９１年，即在达赖集团提出“和平五点计划”和“斯特拉斯堡建议”几年之后，达赖集团主导制定的《流亡藏人宪法》仍然贯穿着“西藏独立”的宗旨。这个所谓的《宪法》规定，要“建立一个自由、社会幸福、政教合一、民主联盟的本地人国家”“达赖喇嘛任国家首脑”。这与１９６３年达赖主导制定的《未来西藏宪法》中关于要“建立一个民主统一的国家”“达赖喇嘛任国家首脑”的提法，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至今，《流亡藏人宪法》仍是达赖集团及其追随者遵循的行动指南。
－－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流亡政府”机构。达赖于１９５９年４月在印度穆索里组建的第一届“西藏流亡政府”，仅设“教育”“外交”“财政”“宗教”４个部，而２００６年９月组建的第十三届“流亡政府”，却设有“内政部”“外交与新闻部”“宗教与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卫生部”“安全部”７个部。显而易见，在达赖集团提出“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西藏真正自治”的口号后，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不是弱化，而是在进一步强化。目前，国外进行“西藏独立”活动的种种指令，都是以“西藏流亡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的。
－－继续唱所谓的“西藏国歌”、升“西藏国旗”。１９５９年之前，西藏从没有过什么“国歌”和“国旗”。达赖集团叛逃后，为宣扬“西藏独立”，才在境外制作了所谓的“西藏国国歌”和“西藏国国旗”。其“国歌”歌词和“国旗”图案，是赤裸裸的“西藏独立”宣示和标识。在达赖提出“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西藏真正自治”口号的同时，达赖集团的重大活动，以及国外藏人学校开学典礼等活动，都要唱“国歌”、升“国旗”。“西藏独立”思想的灌输一刻都没有停止。
－－继续公开或隐晦地宣扬“西藏独立”。达赖集团提出“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西藏真正自治”的口号后，每当他认为形势对其有利的时候，总要公开地表露“西藏独立”的立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期间，西方反华势力大肆对中国打压，达赖集团乘机在国际场合广泛地表达“西藏独立”的立场。比如，１９９０年９月５日，达赖对荷兰记者说：“苏联的变化，给西藏独立带来了新的契机、新的希望，给了西藏独立以新的勇气和力量。”又如，１９９１年８月，达赖在蒙古国活动时甚至说：“将宣布西藏脱离中国实现彻底独立。”看到中国政局稳定，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西藏自治区的各族群众生活安定幸福，达赖就话音一转，高调宣扬“中间道路”，把以前所说的“西藏独立”，变换成“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争取西藏的自由”等等。
近几年，达赖集团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声明、访谈中，仍不时称西藏为“国家”，把西藏与中国并列的口气、语气依旧未变，其中一些激进分子更是赤裸裸表达真实想法。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０日，“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洛桑丹增在《非暴力抵抗及不合作运动》一文中写道：“政治上，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直到１９５１年，西藏一直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另一部书中，桑东·洛桑丹增说：“西藏将是一个自治的国家。”
对达赖集团来说，“西藏独立”的道路行不通，也没有“中间道路”好走，只有一条光明之道，就是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中国的行径，与旧日的梦想彻底决裂。
（记者 裘立华、唐召明）
仰望星空 (温家宝)
2007年5月14日，我在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钟厅向师生们作了一个即席演讲，其中讲到：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老板语录：It is a good thing!
我儿子在美国小学是这样被人教育的
| 万维读者网 作者: 佚名 |
| 当我把九岁的儿子带到美国，送他进那所离公寓不远的美国小学的时候，我就象是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交给了一个我并不信任的人去保管，终日忧心忡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校啊！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至少让学生玩二个小时，下午不到三点就放学回家，最让我大开眼界的是没有教科书。 那个金发碧眼的美国女教师看见了我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四年级课本后，温文尔雅地说：“我可以告诉你，六年级以前，他的数学不用学了！”面对她充满善意的笑脸，我就像挨了一闷棍。一时间，真怀疑把儿子带到美国来是不是干了一生最蠢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看着儿子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兴高采烈的去上学，我的心就止不住一片哀伤。在中国，他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书包就满满的、沉沉的，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换了三个书包，一个比一个大，让人感到“知识”的重量在增加。而在美国，他没了负担，这能叫上学吗？一个学期过去了，把儿子叫到面前，问他美国学校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笑着给我一句美国英语：“自由！” 这两个字像砖头一样拍在我的脑门上。 此时，真是一片深情怀念中国教育。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孩子老是能在国际上拿奥林匹克学习竞赛的金牌。不过，事已致此？也只能听天由命。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儿子的英语长进不少，放学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图书馆，不时就背回一大书包的书来。问他一次借这么多书干什么，他一边看着借来的书一边打着电脑，头也不抬地说：“作业。” 这叫作业吗？一看孩子打在电脑屏幕上的标题，我真有些哭笑不得――《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这样大的题目，即使是博士，敢去做吗？ 于是我严声厉色地问是谁的主意，儿子坦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的国度的文章。要求概括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不同，说明自己的看法。我听了，连叹息的力气也没有了，我真不知道让一个十岁的孩子去做这样一个连成年人也未必能做的工程，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只觉得一个十岁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以后恐怕是连吃饭的本事也没有了。 过了几天，儿子就完成了这篇作业。没想到，打印出来的是一本二十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路到五星红旗……热热闹闹。我没赞成，也没批评，因为我自己有点发楞，一是因为我看见儿子把这篇文章分出了章与节，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我想，这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运用的写作方式，那时，我三十岁。 不久，儿子的另一篇作文又出来了。这次是《我怎么看人类文化》。如果说上次的作业还有范围可循，这次真可谓不着边际了。儿子真诚地问我：“饺子是文化吗？”为了不耽误后代，我只好和儿子一起查阅权威的工具书。费了一番气力，我们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的反反覆覆的折腾，儿子又是几个晚上坐在电脑前煞有介事地作文章。我看他那专心致志的样子，不禁心中苦笑，一个小学生，怎么去理解“文化”这个内涵无限丰富而外延又无法确定的概念呢？但愿对“吃”兴趣无穷的儿子别在饺子、包子上大作文章。在美国教育中已经变得无拘无束的儿子无疑是把文章作出来了，这次打印出来的是十页，又是自己的封面，文章后面又列着一本本的参考书。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说：“你说什么是文化？其实超简单――就是人创造出来让人享受的一切。”那自信的样子，似乎发现了别人没能发现的真理。后来，孩子把老师看过的作业带回来，上面有老师的批语：“我安排本次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问儿子这批语是什么意思。 儿子说，老师没为我们感到骄傲，但是她为我们感到震惊。“是不是？”儿子问我。 我无言以对，我觉得这孩子怎么一下子懂了这么多事？再一想，也难怪，连文化的题目都敢作的孩子，还有什么不敢断言的事吗？ 儿子六年级快结束时，老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原子弹持什么态度？”“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如果是两年前，见到这种问题，我肯定会抱怨：这哪里是作业，分明是竞选参议员的前期训练！而此时，我已经能平心静气地循思其中的道理了。 学校和老师正是在这一个个设问之中，向孩子们传输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导孩子们去关注人类的命运，让孩子们学习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在课堂上都没有标准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们用一生去寻索。看着十二岁的儿子为完成这些作业兴致勃勃地看书查资料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当年我学二战史的样子，按照年代事件死记应背，书中的结论明知迂腐也当成《圣经》去记，不然，怎么通过考试去奔光明前程呢？此时我在想，我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重复前人的结论往往大大多于自己的思考。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就难有新的创造。 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图书馆利用电脑和微缩胶片系统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种文字和图象资料了。有一天，我们俩为狮子和豹的觅食习性争论起来。第二天，他就从图书馆借来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拍摄的介绍这种动物的录像带，拉着我一边看，一边讨论。孩子面对他不懂的东西，已经知道到哪里里去寻找答案了。 儿子的变化促使我重新去看美国的小学教育。我发现，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目光引向校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他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他们没有让孩子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作欲望和尝试。 有一次，我问儿子的老师：“你们怎么不让孩子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老师笑着说：“对人的创造能力中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里去寻找所需要的比它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就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这就是我的观点。” 我不禁记起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的一次谈话。他学的是天文学，从走进美国大学研究所的第一天起，到拿下博士学位的整整五年，他一直以优异的成绩享受系里提供的优厚奖学金。他曾对我说：“我觉得很奇怪，要是凭课堂上的学习成绩拿奖学金，美国人常常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可是一到实践领域，搞点研究性题目，中国学生往往没有美国学生那么机灵，那么富有创造性。”我想，他的感受可能正是两种不同的基础教育体系所造成的人之间的差异。中国人太习惯于在一个划定的框子里去旅展拳脚了，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感到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自由，而是慌恐和茫然。 我常常想到中国的小学教育，想到那些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些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严格的考试……它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和束缚，但是多少代人都顺从着它的意志，把它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或许有着自身的辉煌，但是面对需要每个人发挥创造力的信息社会，面对明天的世界，我们又该怎样审视这种孕育了我们自身的文明呢 。 |
放牧自由（组诗）——摘选
雷抒雁
放牧自由
这是我的牧场
山是栅栏，树是围墙
云可以自由去留
风可以随意来往
我不放牧牛羊
放蜂子在花朵上歌唱
放蝴蝶在草叶上舞蹈
纱织娘安心做它的衣裳
秋天，不在意果实
让螽斯依然唱《诗经》里的哀伤
白雪覆盖的时候
雪爪鸿泥，梦里有一片清朗
这是我的牧场
放牧自由，放牧梦想
小小一片空间
将与万物共享
岩 画
像那些远去的古人
我在岩石上也画下一些秘密
野牛绝迹，猛犸和大象
以及奇奇怪怪的动物都不在画里
我画汽车、电脑、手机
画腾空而起的火焰和黑色的尾气
至于那些杂乱的男人女人游戏
和远古一样，我临摹一些裸体
没有赭红的颜料
我用千年不变的油漆
未来的人们，你会不会猜疑
猜石上的绘画以及绘画的人如何死去
就像面对这些远古的岩画
我的震撼，我的猜疑
我想叩问石头，石头没有言语
只有这些画，是神秘而又杂乱的记忆
最后的回忆
一片叶，怎么会
如一只蝴蝶
翩然飞进我的屋里
俯身拾起黄叶
我想起走过的树林
想起那个绿叶葱茏的雨季
是不是叶子也有记忆
记着我们的邂逅
记着我目光里莹莹的爱意
老去，枯了，并不是死亡
突然的来访，一片落叶
是树一生最后的回忆
游泳的羊
并不是每只羊
都能从草里游进水里
把草原当成河流、海洋
只是牧人的比喻
羊只渴望自由、享受绿草
以及无拘无束的爱情
会游泳的羊，放弃了自由
把五脏六腑都一齐放弃
甚至把白的毛、黑的毛都褪尽
三五成排，皮囊充气
会游泳的是羊的皮囊
漂在水上，把浪压在身底
在塞外，我看见一群羊
横渡黄河，人们叫它皮筏子
一头老象
新华网新德里5月28日电据《印度时报》28日报道，一段时期来，在印度东部奥里萨邦的一头大象成了当地司机的梦魇。每当他们驾车通过这头象所盘踞的公路时，就必须给它提供食物，否则它会用庞大的身躯阻挡车辆前行。
据说，这头大象把当地公路当成觅食地点。它先拦下车辆，逼迫司机打开车窗并从车里出来，然后从容不迫地“把长长的鼻子伸进车里寻觅食物，一旦发现有蔬菜和香蕉，就大口吞下，然后才放你走。”
如果司机不按它的要求去做，它就会耐心地挡在车前方直至司机让它进行例行“检查”。当地居民莫汉蒂说他已两次遭遇此景。
报道引用当地农林官员的话说，这头象年纪大了，迫不得已才想出这种简便快捷的觅食绝招，至今它未曾伤害过一个人。
据悉，目前全世界仅有6万头亚洲象，近半数栖息在印度。动物保护主义者称，由于人类活动侵占了大象栖息地，近年来它们在印度的数量急剧下降。
现实中国，看着不舒服，但是有希望
记得有一次采访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名誉经济顾问、仁恒集团主席钟声坚，问到新加坡企业投资中国大陆，一般会面对哪些问题？钟声坚的回答是，从发达国家过渡到发展中国家的适应问题。
“发展中国家充满发展的潜力，企业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能分享到这种潜力。但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里，每个企业家每天要面对和解决不同的难题。”
“在中国，开放的早晚，不仅是一个发展水平的差别，还包括人的观念、行政效率、法律环境、商业道德、合约精神等等。改变需要漫长的时间，外国企业也需要有更大的耐心和足够的准备。”
广东省长黄华华本周一在华南师范大学演讲时，举出广东的几项“全国第一”：经济总量连续16年居全国第一，单位GDP（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全国最低，能源利用效率全国最高，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三项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一般贸易出口重夺全国首位……
黄华华还指出，广东去年的经济总量超过2兆5900亿元人民币，在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21位；按现在广东经济的增长速度来看，明年就能超过台湾，2015年有望超越韩国。
如果加上之前超越的新加坡和香港，可以说广东作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完成了对19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赶超，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虽然经济硬指标与社会软实力不一定成正比，两者之间也可能存在落差。像中国三大民航集团之一南方航空公司，空姐会在客机降落之前，收走盖在乘客身上的毛毯，让人搞不懂这种半吊子的服务意义何在。主导广州公路秩序的不是交通规则，而是“野蛮公交”逼迫小轿车让路、军牌车横冲直撞、轿车在斑马线上与行人抢道的“丛林法则”。
但广东确确实实发展起来了，不仅仅是高速公路网络和城市轨道交通的衔接，使珠三角城市群之间构建“一小时生活圈”的愿景，一天天变得真实起来。随着政府财政的盈实，广东可以在大陆率先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不同群体、阶层的利益摩擦，碰撞出人们的维权意识，像深圳商家联合抵制银联卡征收不合理的手续费，广州小区业主最先提出有权解聘物业管理公司。
邓小平当年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不仅仅是为党内关于市场经济究竟姓“社”姓“资”的争论一锤定音，而是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向前发展，才能找到这个人口大国面对种种困境的出路，使看似积重难返的体制流弊有望逐一获得解决。
中国大城市的面貌已经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发展滞后的社会现象仍然时有所闻。北京明年就要举办夏季奥运会，但今年3月28日北京地铁10号线工程发生坍塌事故，由于工头的隐瞒，导致消防人员失去抢救6名工人的最佳时机。工头们为什么会认为只要封锁信息，自己就可以免除责任？
《南方都市报》在社论中写道：“我们这个社会到底都在让什么样的人成功，它的回馈机制到底在鼓励什么样的品质、什么样的价值观？社会风气之说，制度不健全之理，有时候看起来就像是人心沦丧的挡箭牌，但其中仍然包含了一些真实的道理。”
“制度与人心的关系是相互的，制度塑造人心的后果就是，人心的沦落会拖延制度的进步。当我们从文件法规上已经读到一个文明进步的中国，当我们从官方姿态中感觉到一个文明进步的中国，现实还在偿还历史的债务，那个文明进步的中国才刚刚蹒跚起步。”
有这样的反思，中国大陆确确实实在进步。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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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passed away four days ago. She was very happy that I came back to
here for the last moment.
中国教育面临深层危机[郑永年] (2007-03-21)
去年11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和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谈话时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温家宝的话同时说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成与败。尽管温家宝这里谈论的是大学，但提出的问题实际上适用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类学校。成就指的是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在扩大；失败指的是中国没有培养出大师级人才。
教育改革却培养不出人才
仔细想一下，在中国迄今为止的教育改革中，成就和失败本来就是一回事，就是说学生增多和学校规模扩大这些所取得的成就，导致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这样一种结局。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种荒唐的结果呢？在诸多原因中，最为基本的就是教育改革的目的或者方向出了根本性的问题。而方向出了问题又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一直受两个因素驱动，那就是教育机构的职位寻租（一种变相的权力寻租）和教育主管机构的权力寻租。这两种寻租行为背后的推动力，则是教育产业化而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
到2005年底，中国高校在校学生超过2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了21%。从数字上看，这的确是个不小的成就。但这种增长方式俨如大跃进，只讲数字增加，不讲质量，更不讲其长远的影响。因而巨大的成就中隐含着危机的根源。这实际上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和危机非常类似。
各级政府用政治方式来抓经济发展，也用政治方式来搞教育改革。在经济发展上，政府官员长期以来追求的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数字的增加，反映在教育上则是学生人数和入学率的增加，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如此。而在经济上实行“抓大”政策的同时，在教育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合并和升级风潮。因为数字增加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各级政府和各类学校就有巨大的动机来冒进，于是学院升大学，大学大合并。
这样的改革很难说是为了培养人才。如果比照其他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国工业化的这个阶段，大量需要的是技能工人。而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工业化所需要的技能工人远远不足。尽管大学的扩大和扩招给予更多人予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如果培养了一大批没有用的高级人才又有何用呢？
教育变成暴利产业
培养人才的过程演变成了浪费人才的过程。中国基础研究的很多方面领先世界，但中国产品的附加值为什么远远赶不上其他国家呢？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技能工人的缺乏。此外，科学技术创新也并不见得要在大学进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技术创新活动是在技术学院完成的。学校升级和扩大，同技术创新又有什么关系呢？
经济利益和权力主导下的中国教育改革必然导致失败，就是说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因为把教育产业化推向了极端，教育在中国成了一个暴利产业。正因为如此，各级政府分管教育的部门和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都千方百计的来分享教育产业化的巨大利益。
经过了将近30年的改革，中国的计划经济已经转型成为市场经济，但教育科研资源的分配一直是高度集权的，就是说教育科研资源由各级主管部门来分配。大量科研经费集中在少数几个权势人物手中，集中在主管教育的政府官员和科研部门的掌权者手中。
因为缺少透明的竞争机制，资源分配不仅仅滋生大量腐败，而且更不利于年轻科研人员的创新。没有创新成分或者创新成分很小的项目得到了巨大的财务支持，但真正需要资助的创新项目则得不到支持。
同样，课程和各类学位设置也是集中在主管部门。很简单，主管部门的名目繁多的审批权给他们带来的是巨大的经济利益。集权现象本来就需要改革，但随着教育的产业化，集权现象不仅没有改革，反而越来越甚。各级主管部门变着法子通过形形式式的政策来收权，以获取经济利益。
今天，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到大学教育的整个教育过程中，很多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为了分享利益。换句话说，部分官员和教育界权势人物眼中所见到的并非是人才，而是各种各样的利益。各级官员和社会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用政策的幌子来获取利益，也用政策来论证获取利益的合法和合理性。先界定要得到的经济利益，再去制定政策。自然，牺牲的是学生和家长。现在的情况是，教育改革越多、越深入，家长和学生受害就越深。
大家对教育体制怨声载道
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各类学校尤其是大学产业化的空间越来越大，只要想得出来，什么样的办法都可以用，因为教育主管部门对此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制体系。但是，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学校和教师的自主空间则是越来越小。现在大学生考试要标准答案，而研究生教学要指定教科书，把初中教育的方式应用到了大学研究生教育，或者说大学教育方式初中化。评判大学生优劣的标准当在于他们之间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答案。考试要标准答案，不知道要培养怎样的人才？同样，评判大学老师教授优劣的标准是其所用方法论的不同，传授思想的不同，他们所使用的教材也应当不同。如果把指定的教材给大学老师和教授，他们又怎么能培养出人才来？
在这种现象背后，一个恶性循环正在形成。从幼儿园老师到大学教授，因为受产业化的强大利益驱动，职位寻租越来越普遍。就大学而言，一些教师花在教育和科研上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往往是敷衍了事。在缺失职业伦理的情况下，来自主管部门的约束就变得更为需要。如果主管部门不加以管理，教师和学生之间各种不正当甚至非法交易会越来越甚，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遏制。但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一旦介入，就变成了权力寻租。各级主管喜欢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再利用这种权力来获取个人利益或者集体利益。结果，分权不行，集权也不行。
人们已经意识到以追求单纯的GDP数字增加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但人们是否也已经意识到教育上的大跃进改革模式更是不可持续的呢？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中国教育制度必须加以改革。这不仅仅是培养人才的问题，而且也是社会政治问题。中国的家长和学生，没有一个不对教育体制怨声载道的，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教育制度的受害者。正因为如此，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多的人也在呼吁教育的改革。
教育改革实际上也没有停止过，但问题是当教育改革演变成权力和利益之争的时候，当改革政策是为了权力和利益寻租而设计的时候，改革只能加深中国教育体制的危机。教育必须改革，但改革方向不能受制于权力和利益。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网》
老外认为中式英语幽默应保留
为了给奥运建立好形象，竖立在北京公共场所的“中国式英语”（Chinglish）标识已开始逐步清除，一些看惯中式幽默英语的老外对这道城市风景即将结束而深感哀叹。有者甚至表示，不在乎北京英语是否正确，厕所干净比较重要。
对中式英语情有独钟的老外，目前正四处张罗，争取把大量幽默收录在博客中。他们当中就有一位叫纪韶融的德国青年。
据德国之声报道，纪韶融（Oliver Lutz Radtke）2000年到上海留学，初次邂逅中式英语翻译，就觉得“惊为天人”。他认为“中国式的幽默”刚好体现中国的特色，并解释说：“有些翻译不能说是错的，只不过那些是从中文到英文一个字一个字对照着翻译过来的，英语里不这样说。”
纪韶融把搜集到的“中国式的幽默”都贴在博客（Chinglish.de）中，他表明：“Chinglish.de展现中式英语的美，是英文字典和中文文法结合的奇妙产物。这是热情的体现，不是嘲笑。”
尽管有中国人看了生气，他仍坚持：“我并不是嘲笑中国人。这些就像是老照片，记录历史，记录一个时代。这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
纪韶融在网上张贴的“中式幽默”包括“No firemaking in hard core scenery area” （核心景区 严禁烟火 ）、“No More Steps”（游人止步) 、 Take Care Of Your Slip (当心滑跌)等，一张张照片，看了让人发笑。
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另一位老外，软件工程师埃弗里特.格里菲斯(Everett Griffith)也在他开办的pocopico.com网站中发布古怪的中式英语，网页中有张洗手间标识的照片，上面写着“Genitl Emen”，非常吸引眼球。
中式英语的消失，对老外而言，不只失去了生活乐趣，也是一座城市个性的消失、一个时代的结束。在北京生活多年的南非人Jeremy Goldkorn（自己起名“金玉米”）坦言：“我更在乎厕所的卫生状况，而不是英文标识是否正确。”
相较于老外的依依不舍，中国人大多认为这类笑话不该久留。据报道，一北京媒体人认为这项工作很必要，她说：“这些错误的翻译是挺好笑，但是这种错误的标识长年累月地被挂在大街小巷醒目之处就更好笑。这种洋泾浜的英语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另一受访者也说：“我们不能因为外国人觉得好玩就把它们保留下去。”
不过，在信息难以阻截的网络时代，中国式英语不可能根除。网上随处可见的就包括：“Handsome Year, Morning Die”（英年早逝）、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毛泽东的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American Chinese not enough （美中不足） 、 Heart Flower Angry Open （心花怒放 ）等等。
这类中式英语虽然好笑，但也别小觑它的力量。据《欧洲新闻》报道，中国正在改变英语。根据全球语言监督机构的最新报告，英语正在经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革，究其原因是受到全球化大环境下中国式英语的强烈冲击。报道说，中式英语“很久不见”(long time no see)，还有从广东话吃点心的“饮茶”直译过来的drink tea等，现已成为标准英文词组。
I don't want to break the strike,
Date: 1/18/2007 1:27:46 PM
Subject: Scientists strike on Sunday 21/1/2007 - NO LECTURES!
are canceled.
2008中国英文吓傻老外
不只是童子鸡，一种类似豆面糕的北京小吃“驴打滚”被译成“rolling donkey”（翻滚的驴子）、“麻婆豆腐”叫作“beancurd made by a pockmarked woman”（麻子脸妇女做的豆腐）等等，这些中国馆子菜单上的直译式无厘头翻译，老外实在不敢苟同。两眼直瞪菜单，想了老半天，还不知那些食物到底为何物，文化上的震荡不能算小。
据中新社报道，一位澳洲青年说，他看过最莫名其妙的菜单翻译是：tiger dish（老虎做的菜）。他当时吓了一跳，心想：“老虎不是受保护的动物吗？他们怎么敢吃老虎肉呢？” 后来他才知道，那道菜和老虎完全没有关系，只是用番茄、灯笼椒和洋葱等食材做成的冷盘，因为味道做得比较辣，所以才叫成“老虎做的菜”。
中西文化有别，中国人讲究菜色，因此给菜肴起的名字也讲究美感、韵律及色彩。西方人则比较直接，他们所起的菜名大多都能直接点出菜品所用的材料以及烹煮的方法。据《北京晨报》报道，一名在美国纽约生活的受访者严洁就说，在纽约的唐人街中餐馆，菜单翻译得都很直白。比如，鱼香肉丝就是“肉丝在大蒜酱汁里”(shredded pork in garlic sauce)，咕噜肉就是“酸甜鸡酸甜猪肉”(sweet and sour chicken/pork)。以此类推，只要是“XX in garlic sauce”，当地人就知道，“噢，是鱼香XX。
据考克斯新闻社(Cox News Service）报道，北京一购物商场最近把提醒民众注意道路湿滑的牌子译成“The Slippery Are Very Craft”（滑得很狡猾）、 上海的公厕则把残疾人士专用厕所译成“Deformed Man Toilet” （变形人厕所），这些“中国式英文”的标识都让老外看了摸不着头脑。
I am back
不应该让“账面工资”成了笑话
随着“和谐社会”建设提高到执政党的主要政治议程，收入分配也再次成为中国大陆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原因很简单，收入差异过大（无论是社会群体之间的还是地区之间的），并且也没有改善的迹象，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根源。
中共六中全会之后，有关方面正在想方设法采取有效的举措来改善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例如政府开始重视“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和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如农村医疗体制建设）等。但在政策讨论方面，主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在“和谐社会”建设的概念中，外界得到的印象是政府要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一个主动的角色。但落实到目前的政策讨论层面，除了侧重政府要强调二次分配之外，“市场”仍然是政策话语的核心。
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或者说教科书式的经济学家仍然真诚相信市场机制能够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在主流政策话语里，收入分配差异没有得到改善的主要原因是市场机制没有完善。似乎只要市场机制完善了，收入分配自然能够得到改善。
更有一些有关改善收入分配的讨论更是不着边际。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讨论起“三次分配”来了，即要求富人能够拿出钱来通过如慈善等形式来救济穷人。如果一次分配讲求效率，二次分配讲求公平，那么三次分配呢？
三次分配在一些发达国家的确起到一些作用。但三次分配是非强制性的，更多的是传统和文化的产物。中国既缺乏慈善文化基础，也尚未确立一套现代国家应当具有的激励机制（如通过税收体制来诱导富人捐钱），如何造就三次分配呢？
搞不好，三次分配就是“乞讨”。再搞不好，强调得过分了，造成了民众“富人必须捐钱”的概念，或许会演变成强制性的“劫富济贫”。
账面工资收入过低
笔者还是认为收入差异的主要问题出在一次和二次分配上，尤其是一次分配上。一次分配在根本上出了问题，二次分配就会显得无可奈何，更不用说是所谓的三次分配了。
不难发现中国一次分配的毛病在哪里。在城市，无论是工人还是国家工作人员，工资极其低下。国家可收税的账面工资收入过于低下，低得使人不敢相信。而在城市打工的一亿多农民工则是没有任何最低工资保证的。农村则更不用说了，本来就是体制之外的一个最大群体。
没有人会相信生活在城市的、具有城市居民身份的各个社会群体，能够依靠低下的账面工资收入得以生存。补救之道就是存在一个流离于国家税收体制之外的“自行”分配制度。就是说，对很多城市居民来说，实际收入大大多于名义工资收入。
实际收入和名义工资收入之间的差异少则数倍，多则几十倍。如果比较一下一个在外资企业工人和一个在本土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工作的工人或者一个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单就可以知道。
外资企业的工资单可能是该工人的全部工资，但本土企业或者政府部分的工资单则只是名义工资。对后者来说，绝大多数收入是通过各种名义的“补贴”、“奖励”和“红包”等等进账的。
这种分配方式很难说是一次分配，而是变相的二次分配，它的分配主体不是国家，而是单位。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灰色收入”。这种分配方式导致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首先当然是收入差异。这种二次分配更多的是由单位自行决定，根本不会考虑到分配的外在影响。垄断企业就是这种情况，教学科研机构也是如此。
其次，这种分配是腐败的一个非常重要根源。在进行这种分配时，毫无规章。权力、政治和社会关系可以决定收入分配的多少。实际上，收入差异和腐败这两者经常是一体的。第三，这种分配机制的另外一个严重结果是国家的税基缩小。各个单位的自行收入再分配很多场合都是逃避税收的一个机制。
别在经济失败后才干预
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流离于体制之外的收入分配机制很难加以纠正。各单位和地方的掌权者是这种分配的最大受惠者，他们往往通过这种分配方式为自己获得利益。即使在公共政策讨论上，这种机制也是得到保护的，因为能够主导公共政策讨论的学者或者政府人士本身也是这种灵活分配机制的受惠者。
从表面看这种机制似乎通过收入差异的扩大提高人们的积极性，从而增加经济效率。但实际上则不然，甚至相反。这种变相的二次分配既不是为了效率，更没有社会公正的含义。
在国民经济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一次分配必须能够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所谓的效率是实现基本社会公平上的效率，否则就会是效率的反面。一次分配没能提供基本的社会公平，变相的二次分配更是加深了中国分配制度的不公平性。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税收和财政制度而进行的二次分配就很难纠正收入分配差异状况。
中国一些经济学者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把西方经济学上一些基本“知识建构”(intellectual constructs)，如“效率”和“市场”看成为是实际经济体的运作。如果政府只是在市场失败之后才干预经济，那么为时已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论是效率还是市场，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在西方，政治权力一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因素。废除农奴制和奴隶制是政治干预的结果；推倒城堡建立统一的国家市场是政治干预的结果；反垄断是政治干预的结果；公正的工资水平和工人阶级的组织化与工会的作用分不开。
所有这些都是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是经济效率的制度保证，但所有这些绝对不是资本本身运作的结果。只有到了自由派经济学教科书，政治和经济的因素才被分离开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要改善每况愈下的收入分配，就有必要对一次分配进行有效干预。除了通过税收和财政的二次分配，政府在一次分配上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并且会比在二次分配上下工夫更有效。
为什么各级政府要和企业主结合强行压制工人的工资呢？为什么最低工资制度流于形式呢？因为地区发展的差异，没有全国统一的最低工资制度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不可以要求各个地方根据本地的情况来制定一个地方性最低工资制度呢？代表人民利益的各级人大代表在制定和实施地方最低工资制度过程中为什么不可以发挥作用呢？
工会和其它社会团体也是这样。为什么不可以容许工会在维护工人的经济权益等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呢？是否可以容许农民建立维护自己经济权益的组织呢？所有这些制度创新或者制度变迁都是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努力，和谐社会就会缺乏制度的推动力。
《联合早报网》
余光中诗二首
这首诗让我想起在伦敦国家美术馆面对梵高的《向日葵》的时候——眼睛凝视着，那些热情明亮的色调，心里，却想起画家的清贫和悲惨，有时感动，有时饱满，还有感伤，久久久久站于画前，在人流中，不忍离去……
向日葵
木槌在克莉絲蒂的大廳上
going
going
gone
砰然的一響，敲下去
三千九百萬元的高價
買斷了，全場緊張的呼吸
買斷了，全世界驚羨的眼睛
買不回，斷了，一只耳朵
買不回，焦了，一頭赤發
買不回，鬆了，一嘴壞牙
買不回匆匆的三十七歲
木槌舉起，對著熱烈的會場
手槍舉起，對著寂寞的心臟
斷耳，going
斷耳，going
赤發，going
壞牙，going
惡夢，going
羊癲瘋，going
日記和信，going
醫師和病床，going
親愛的弟弟啊，going
砰然的一聲，gone
一顆慷慨的心臟
並成滿地的向日葵滿天的太陽
後記：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梵谷誕辰九十七周年
他的一幅向日葵在倫敦克莉絲蒂拍賣公司賣出
破紀錄的高價是美金三千九百八十五萬元
Going，going，gone是拍賣成交時的吆喝，語終而木槌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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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关于死亡的诗，读后只想笑——想来死后仍有狗尾草和蟋蟀相伴，似乎也不错。
狗尾草
總之最後誰也辯不過墳墓
死亡，是唯一的永久地址
譬如吊客散後，殯儀館的後門
朝南，又怎樣？
朝北，又怎樣？
那柩車總顯出要遠行的樣子
總之誰也拗不過這樁事情
至於不朽雲雲
或者僅僅是一種暗語，為了夜行
靈，或者不靈，相信，或者不相信
最後呢誰也不比狗尾草更高
除非名字上升，象星象去看齊
去參加裡而克或者李白
此外
一切都留在草下
名字歸名字，骷髏歸骷髏
星歸星，蚯蚓歸蚯蚓
夜空下，如果有誰呼喚
上面，有一種光
下面，有一只蟋蟀
隱隱象要回答
苏格兰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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