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久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

　　想着生活继续

　　天空失去美丽，你却等待明天站起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

　　血脉能创造奇迹

　　你的呼喊就刻在我的血液里

　　生死不离，我数秒等你消息

　　相信生命不息

　　我看不到你，你却牵挂在我心里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

　　血脉能创造奇迹

　　搭起双手筑成你回家的路基

　　生死不离，全世界都被沉寂

　　痛苦也不哭泣

　　爱是你的传奇，彩虹在风雨后升起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

　　血脉能创造奇迹

　　你一丝希望是我全部的动力

达赖集团“中间道路”的真正用意就是要“西藏独立”

2008年03月29日00:25  来源：新华社

　　记得有一次采访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名誉经济顾问、仁恒集团主席钟声坚，问到新加坡企业投资中国大陆，一般会面对哪些问题？钟声坚的回答是，从发达国家过渡到发展中国家的适应问题。

　　“发展中国家充满发展的潜力，企业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能分享到这种潜力。但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里，每个企业家每天要面对和解决不同的难题。”

　　“在中国，开放的早晚，不仅是一个发展水平的差别，还包括人的观念、行政效率、法律环境、商业道德、合约精神等等。改变需要漫长的时间，外国企业也需要有更大的耐心和足够的准备。”

　　广东省长黄华华本周一在华南师范大学演讲时，举出广东的几项“全国第一”：经济总量连续16年居全国第一，单位GDP（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全国最低，能源利用效率全国最高，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三项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一般贸易出口重夺全国首位……

　　黄华华还指出，广东去年的经济总量超过2兆5900亿元人民币，在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21位；按现在广东经济的增长速度来看，明年就能超过台湾，2015年有望超越韩国。

　　如果加上之前超越的新加坡和香港，可以说广东作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完成了对19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赶超，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虽然经济硬指标与社会软实力不一定成正比，两者之间也可能存在落差。像中国三大民航集团之一南方航空公司，空姐会在客机降落之前，收走盖在乘客身上的毛毯，让人搞不懂这种半吊子的服务意义何在。主导广州公路秩序的不是交通规则，而是“野蛮公交”逼迫小轿车让路、军牌车横冲直撞、轿车在斑马线上与行人抢道的“丛林法则”。

　　但广东确确实实发展起来了，不仅仅是高速公路网络和城市轨道交通的衔接，使珠三角城市群之间构建“一小时生活圈”的愿景，一天天变得真实起来。随着政府财政的盈实，广东可以在大陆率先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不同群体、阶层的利益摩擦，碰撞出人们的维权意识，像深圳商家联合抵制银联卡征收不合理的手续费，广州小区业主最先提出有权解聘物业管理公司。

　　邓小平当年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不仅仅是为党内关于市场经济究竟姓“社”姓“资”的争论一锤定音，而是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向前发展，才能找到这个人口大国面对种种困境的出路，使看似积重难返的体制流弊有望逐一获得解决。

　　中国大城市的面貌已经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发展滞后的社会现象仍然时有所闻。北京明年就要举办夏季奥运会，但今年3月28日北京地铁10号线工程发生坍塌事故，由于工头的隐瞒，导致消防人员失去抢救6名工人的最佳时机。工头们为什么会认为只要封锁信息，自己就可以免除责任？

　　《南方都市报》在社论中写道：“我们这个社会到底都在让什么样的人成功，它的回馈机制到底在鼓励什么样的品质、什么样的价值观？社会风气之说，制度不健全之理，有时候看起来就像是人心沦丧的挡箭牌，但其中仍然包含了一些真实的道理。”

　　“制度与人心的关系是相互的，制度塑造人心的后果就是，人心的沦落会拖延制度的进步。当我们从文件法规上已经读到一个文明进步的中国，当我们从官方姿态中感觉到一个文明进步的中国，现实还在偿还历史的债务，那个文明进步的中国才刚刚蹒跚起步。”

　　有这样的反思，中国大陆确确实实在进步。

《联合早报》

　　去年11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和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谈话时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温家宝的话同时说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成与败。尽管温家宝这里谈论的是大学，但提出的问题实际上适用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类学校。成就指的是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在扩大；失败指的是中国没有培养出大师级人才。

教育改革却培养不出人才

　　仔细想一下，在中国迄今为止的教育改革中，成就和失败本来就是一回事，就是说学生增多和学校规模扩大这些所取得的成就，导致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这样一种结局。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种荒唐的结果呢？在诸多原因中，最为基本的就是教育改革的目的或者方向出了根本性的问题。而方向出了问题又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一直受两个因素驱动，那就是教育机构的职位寻租（一种变相的权力寻租）和教育主管机构的权力寻租。这两种寻租行为背后的推动力，则是教育产业化而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

　　到2005年底，中国高校在校学生超过2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了21%。从数字上看，这的确是个不小的成就。但这种增长方式俨如大跃进，只讲数字增加，不讲质量，更不讲其长远的影响。因而巨大的成就中隐含着危机的根源。这实际上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和危机非常类似。

　　各级政府用政治方式来抓经济发展，也用政治方式来搞教育改革。在经济发展上，政府官员长期以来追求的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数字的增加，反映在教育上则是学生人数和入学率的增加，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如此。而在经济上实行“抓大”政策的同时，在教育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合并和升级风潮。因为数字增加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各级政府和各类学校就有巨大的动机来冒进，于是学院升大学，大学大合并。

　　这样的改革很难说是为了培养人才。如果比照其他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国工业化的这个阶段，大量需要的是技能工人。而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工业化所需要的技能工人远远不足。尽管大学的扩大和扩招给予更多人予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如果培养了一大批没有用的高级人才又有何用呢？

教育变成暴利产业

　　培养人才的过程演变成了浪费人才的过程。中国基础研究的很多方面领先世界，但中国产品的附加值为什么远远赶不上其他国家呢？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技能工人的缺乏。此外，科学技术创新也并不见得要在大学进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技术创新活动是在技术学院完成的。学校升级和扩大，同技术创新又有什么关系呢？

　　经济利益和权力主导下的中国教育改革必然导致失败，就是说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因为把教育产业化推向了极端，教育在中国成了一个暴利产业。正因为如此，各级政府分管教育的部门和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都千方百计的来分享教育产业化的巨大利益。

　　经过了将近30年的改革，中国的计划经济已经转型成为市场经济，但教育科研资源的分配一直是高度集权的，就是说教育科研资源由各级主管部门来分配。大量科研经费集中在少数几个权势人物手中，集中在主管教育的政府官员和科研部门的掌权者手中。

　　因为缺少透明的竞争机制，资源分配不仅仅滋生大量腐败，而且更不利于年轻科研人员的创新。没有创新成分或者创新成分很小的项目得到了巨大的财务支持，但真正需要资助的创新项目则得不到支持。

　　同样，课程和各类学位设置也是集中在主管部门。很简单，主管部门的名目繁多的审批权给他们带来的是巨大的经济利益。集权现象本来就需要改革，但随着教育的产业化，集权现象不仅没有改革，反而越来越甚。各级主管部门变着法子通过形形式式的政策来收权，以获取经济利益。

　　今天，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到大学教育的整个教育过程中，很多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为了分享利益。换句话说，部分官员和教育界权势人物眼中所见到的并非是人才，而是各种各样的利益。各级官员和社会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用政策的幌子来获取利益，也用政策来论证获取利益的合法和合理性。先界定要得到的经济利益，再去制定政策。自然，牺牲的是学生和家长。现在的情况是，教育改革越多、越深入，家长和学生受害就越深。

大家对教育体制怨声载道

　　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各类学校尤其是大学产业化的空间越来越大，只要想得出来，什么样的办法都可以用，因为教育主管部门对此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制体系。但是，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学校和教师的自主空间则是越来越小。现在大学生考试要标准答案，而研究生教学要指定教科书，把初中教育的方式应用到了大学研究生教育，或者说大学教育方式初中化。评判大学生优劣的标准当在于他们之间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答案。考试要标准答案，不知道要培养怎样的人才？同样，评判大学老师教授优劣的标准是其所用方法论的不同，传授思想的不同，他们所使用的教材也应当不同。如果把指定的教材给大学老师和教授，他们又怎么能培养出人才来？

　　在这种现象背后，一个恶性循环正在形成。从幼儿园老师到大学教授，因为受产业化的强大利益驱动，职位寻租越来越普遍。就大学而言，一些教师花在教育和科研上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往往是敷衍了事。在缺失职业伦理的情况下，来自主管部门的约束就变得更为需要。如果主管部门不加以管理，教师和学生之间各种不正当甚至非法交易会越来越甚，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遏制。但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一旦介入，就变成了权力寻租。各级主管喜欢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再利用这种权力来获取个人利益或者集体利益。结果，分权不行，集权也不行。

　　人们已经意识到以追求单纯的GDP数字增加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但人们是否也已经意识到教育上的大跃进改革模式更是不可持续的呢？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中国教育制度必须加以改革。这不仅仅是培养人才的问题，而且也是社会政治问题。中国的家长和学生，没有一个不对教育体制怨声载道的，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教育制度的受害者。正因为如此，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多的人也在呼吁教育的改革。

　　教育改革实际上也没有停止过，但问题是当教育改革演变成权力和利益之争的时候，当改革政策是为了权力和利益寻租而设计的时候，改革只能加深中国教育体制的危机。教育必须改革，但改革方向不能受制于权力和利益。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网》

　　随着“和谐社会”建设提高到执政党的主要政治议程，收入分配也再次成为中国大陆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原因很简单，收入差异过大（无论是社会群体之间的还是地区之间的），并且也没有改善的迹象，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根源。

　　中共六中全会之后，有关方面正在想方设法采取有效的举措来改善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例如政府开始重视“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和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如农村医疗体制建设）等。但在政策讨论方面，主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在“和谐社会”建设的概念中，外界得到的印象是政府要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一个主动的角色。但落实到目前的政策讨论层面，除了侧重政府要强调二次分配之外，“市场”仍然是政策话语的核心。

　　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或者说教科书式的经济学家仍然真诚相信市场机制能够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在主流政策话语里，收入分配差异没有得到改善的主要原因是市场机制没有完善。似乎只要市场机制完善了，收入分配自然能够得到改善。

　　更有一些有关改善收入分配的讨论更是不着边际。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讨论起“三次分配”来了，即要求富人能够拿出钱来通过如慈善等形式来救济穷人。如果一次分配讲求效率，二次分配讲求公平，那么三次分配呢？

　　三次分配在一些发达国家的确起到一些作用。但三次分配是非强制性的，更多的是传统和文化的产物。中国既缺乏慈善文化基础，也尚未确立一套现代国家应当具有的激励机制（如通过税收体制来诱导富人捐钱），如何造就三次分配呢？

　　搞不好，三次分配就是“乞讨”。再搞不好，强调得过分了，造成了民众“富人必须捐钱”的概念，或许会演变成强制性的“劫富济贫”。

　　账面工资收入过低　　

　　笔者还是认为收入差异的主要问题出在一次和二次分配上，尤其是一次分配上。一次分配在根本上出了问题，二次分配就会显得无可奈何，更不用说是所谓的三次分配了。

　　不难发现中国一次分配的毛病在哪里。在城市，无论是工人还是国家工作人员，工资极其低下。国家可收税的账面工资收入过于低下，低得使人不敢相信。而在城市打工的一亿多农民工则是没有任何最低工资保证的。农村则更不用说了，本来就是体制之外的一个最大群体。

　　没有人会相信生活在城市的、具有城市居民身份的各个社会群体，能够依靠低下的账面工资收入得以生存。补救之道就是存在一个流离于国家税收体制之外的“自行”分配制度。就是说，对很多城市居民来说，实际收入大大多于名义工资收入。

　　实际收入和名义工资收入之间的差异少则数倍，多则几十倍。如果比较一下一个在外资企业工人和一个在本土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工作的工人或者一个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单就可以知道。

　　外资企业的工资单可能是该工人的全部工资，但本土企业或者政府部分的工资单则只是名义工资。对后者来说，绝大多数收入是通过各种名义的“补贴”、“奖励”和“红包”等等进账的。

　　这种分配方式很难说是一次分配，而是变相的二次分配，它的分配主体不是国家，而是单位。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灰色收入”。这种分配方式导致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首先当然是收入差异。这种二次分配更多的是由单位自行决定，根本不会考虑到分配的外在影响。垄断企业就是这种情况，教学科研机构也是如此。

　　其次，这种分配是腐败的一个非常重要根源。在进行这种分配时，毫无规章。权力、政治和社会关系可以决定收入分配的多少。实际上，收入差异和腐败这两者经常是一体的。第三，这种分配机制的另外一个严重结果是国家的税基缩小。各个单位的自行收入再分配很多场合都是逃避税收的一个机制。

　　别在经济失败后才干预　　

　　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流离于体制之外的收入分配机制很难加以纠正。各单位和地方的掌权者是这种分配的最大受惠者，他们往往通过这种分配方式为自己获得利益。即使在公共政策讨论上，这种机制也是得到保护的，因为能够主导公共政策讨论的学者或者政府人士本身也是这种灵活分配机制的受惠者。

　　从表面看这种机制似乎通过收入差异的扩大提高人们的积极性，从而增加经济效率。但实际上则不然，甚至相反。这种变相的二次分配既不是为了效率，更没有社会公正的含义。

　　在国民经济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一次分配必须能够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所谓的效率是实现基本社会公平上的效率，否则就会是效率的反面。一次分配没能提供基本的社会公平，变相的二次分配更是加深了中国分配制度的不公平性。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税收和财政制度而进行的二次分配就很难纠正收入分配差异状况。

　　中国一些经济学者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把西方经济学上一些基本“知识建构”(intellectual constructs)，如“效率”和“市场”看成为是实际经济体的运作。如果政府只是在市场失败之后才干预经济，那么为时已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论是效率还是市场，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在西方，政治权力一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因素。废除农奴制和奴隶制是政治干预的结果；推倒城堡建立统一的国家市场是政治干预的结果；反垄断是政治干预的结果；公正的工资水平和工人阶级的组织化与工会的作用分不开。

　　所有这些都是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是经济效率的制度保证，但所有这些绝对不是资本本身运作的结果。只有到了自由派经济学教科书，政治和经济的因素才被分离开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要改善每况愈下的收入分配，就有必要对一次分配进行有效干预。除了通过税收和财政的二次分配，政府在一次分配上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并且会比在二次分配上下工夫更有效。

　　为什么各级政府要和企业主结合强行压制工人的工资呢？为什么最低工资制度流于形式呢？因为地区发展的差异，没有全国统一的最低工资制度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不可以要求各个地方根据本地的情况来制定一个地方性最低工资制度呢？代表人民利益的各级人大代表在制定和实施地方最低工资制度过程中为什么不可以发挥作用呢？

　　工会和其它社会团体也是这样。为什么不可以容许工会在维护工人的经济权益等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呢？是否可以容许农民建立维护自己经济权益的组织呢？所有这些制度创新或者制度变迁都是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努力，和谐社会就会缺乏制度的推动力。

《联合早报网》

　　上海想建迪斯尼主题公园了。前几天，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说：“上海有条件、也有愿望建设一个迪斯尼主题公园，目前上海市已递交了相关申请报告，正在等待国务院的批复。”显然，这项耗资300多亿元人民币、占地6平方公里的浩大工程，万事俱备，只待国务院的一纸“东风”，马上就能热火朝天地到争建迪斯尼开工了。

　　但是，上海市民，包括选址地的市民在内，对于上海要申建迪斯尼主题公园一事，恐怕并不见得要比全国人民知道得更早。照理说，这么大一个工程，不该只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申建这么简单。地方政府首先应该争得上海市民的同意，尤其是选址地市民的同意。因为迪斯尼主题公园不仅要花上海纳税人大把大把的钱—这些钱原本可以用于增进市民福利，还要增加城市的交通拥挤，影响城市生活的舒适度；更要有很多人离开世代生活的家园，因为非公共利益（商业利益）而被强行征走土地。

　　如果说上海申建迪斯尼还算“有条件”，那么，大大出乎我们预料的是，投资超300亿的浩大工程，竟然还有很多城市在竞争。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的确已收到上海的申请，但内地还有其他城市亦递交了申请。该人士没有透露是哪几个城市也如此“豪情万丈”。我真的很诧异，迪斯尼毕竟不过是一个娱乐项目，内地城市如此青睐，不惜投入巨资和大片土地，难道它们就没有其他发展项目可以选择？或者是市民都很富裕，不但不需要政府提高福利，反而急需政府建设娱乐项目以消费手中的闲钱？全世界目前才5家迪斯尼，看这架势，内地恨不得要建个十家八家的。

　　有人说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但政府如果也加入或者推动“娱乐至死”，却是很可怕的。所谓“满足上海市民及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需求”，也总该考虑内地居民的消费水平吧？普通工薪阶层有多少能消费得起迪斯尼的高价门票？如果实际满足的只是公款消费需求和富豪消费需求，又何必把“上海市民及全国各地人民群众”拉来做垫背？而且，公款消费需求和富豪消费需求在世界上已有的迪斯尼公园一样能得到满足，何必要把农民从祖祖辈辈吃饭的土地上赶走，以满足公款与大款的狂欢？

　　从内地上百城市争创“国际化大都市”，到缺水地区和高温地区大建滑雪场；到高尔夫球场城均一个乃至几个，大搞“烧钱比赛”—实际上，各地政府真正看重的不是发展机遇，更不是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谓“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更是纯粹的托词，它们真正要追求的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多”的政绩荣耀：“窝里斗”和“要面子”精神，让一轮又一轮的“时尚政绩”之风刮遍了大江南北，结局是一窝蜂地重复建设，一大片的政绩工程，纳税人的辛苦贡献只够给他们擦屁股。

　　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赚快钱”心理，不仅加重了泡沫经济，也侵蚀了国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糟糕的是，“赚快钱”的飞跃式发展也正在被更多的地方政府奢望和选择，这在地方政府不计后果、不考虑可行性的争建迪斯尼冲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办奥运会都有亏损严重的—希腊人就要为奥运会背上近10年的债务；申建迪斯尼难道就一定能大赚特赚吗？迪斯尼未必真是一颗万古长青的摇钱树，地方政府真该记住：迪斯尼是来赚钱的，不是来给国民发福利的。